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中国水利工程图——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。说起这幅图,还有一段历史有待言说。
这幅图为彩绘纸本,图的方向以下为北,长71厘米,宽56厘米,主要描绘了黄河自兰仪县龙门口至东阿县大清河的这段流域。
图中标明了各段河道名称、流经建置以及堤坝名称,并附有黄色贴签记录各流段的阻塞情况、河堤长度等信息。如在十堡处附贴签记录汛东坝至新堰头的距离:“查南岸自兰阳汛东坝十堡起,至长垣境东王庄新堰头止,计程七十里零。连驻成堤工,共计长三百三十余里”。又如记录竹林附近串沟情况:“查竹林集北有串沟一道,宽百丈零,深四五尺”。此外,还描绘出姜庄至张秋镇的淤积情况,图中自姜庄至张秋镇以北,皆以深黄色设色,并注记“淤垫”二字。
从绘制内容上看,这幅图对于人们了解光绪初年治理黄河的历史、该河段的淤塞情况及治理成效,无疑具备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。
这幅图以黄缎面封,墨书“臣曾国荃恭呈御览”。是的,这是曾国荃当时为辅助河运治理而绘制的。
曾国荃,原名国莲,字子植,又字沅浦,号叔纯,湖南湘乡(今娄底市双峰县)人,湘军统帅曾国藩之胞弟,湘军著名将领之一。
光绪元年(1875年),曾国荃任河东河道总督,主持黄河防汛事务。其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,在修筑堤坝、筹建经费、恢复河运、解决铜瓦厢决口等方面颇有建树。
明代设总督河道大臣于山东济宁来管理黄河与运河,有事则立无事则废,为非正式官员。清袭明代,设河道总督管理黄河、运河、永定河等河道,但此时随着江南漕粮需求量的增加,漕运的重要性也极大的提升,因此雍正年间分设江南河道总督、河东河道总督、直隶河道总督来管理各路河运,其中河东河道总督主要管理山东、河南黄运两河。其后,河东河道总督又分为正、副总河,分驻山东济宁与河南开封两处。清代中期,运河在漕运中的地位十分重要,济宁在当时为南北水运的要冲,是水陆交通交汇之处,这里的鲁运河也就成为运河治理的关键,因此,此处河道总督的职能便至关重要。
但到了清道光咸丰时期,太平军起义、外敌入侵等战事不断,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无力支持修治河运的经费,此时的河东河道总督也忙于军务而无暇整治河防。洋务运动之后,火车、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促进了中国交通的近代化,也暗示着运河漕运的落寞,与此同时,河道总督的职能更加微乎其微、形同虚设。同治十年(1871年),任职河东河道总督的乔松年甚至还提议撤除河东河道总督一职,但未被采纳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,曾国荃于光绪元年担任河东河道总督一职,这也代表着,此时治理河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费问题。光绪中后期,漕米改折、运河无事,巡抚足以兼管运河之事;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朝廷便下旨裁撤东河总督。由此,河东河道总督一职彻底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。
通过河东河道总督这一职务的兴废过程,我们不难发现到曾国荃在任时所面临的外部危机。但同时,正如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一图所反映的,曾国荃还面临着治理铜瓦厢决口这一内部难题。
为解决修筑堤坝、疏通河道等工程的经费,曾国荃只能以上奏、书信的形式从其他各地官署筹集。如光绪元年八月四日,曾国荃上奏“吁恳”河南抚臣转饬藩司“再行设法筹拨银十二万九千两”,同年八月二十六日,又上奏请芦东、两淮的盐商筹款。同年十月,曾国荃上奏“值此经费支绌,焉能筹此巨款”,表明自己筹款困难,并且恳请皇帝“指明由山东、河南照厅拨款”。他就是这样一处一处地凑钱,寻求各方支援,实现了修堤等项目的开展。
在治河的过程中,正如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所反映的,曾国荃不单有明晰可行的治河计划,对于各河段的情况也都了然于胸。他亲自督工,“七月,奏伏汛期内南岸各厅抢修埽工,亲诣堤岸履堪,足资抵御”。光绪元年八月,万锦滩黄河陡涨,河水冲上北岸祥河及下北二厅丁段,在曾国荃的努力之下,“北岸新堤已达十里铺,自安山三里铺等四五支流均已无水,保运道五六十里,西坡涸出民地数千顷。南岸新堤亦接至十里铺,自侯家林以下四五支溜亦无水,涸出民地达二百里。现黄水穿运仅在十里铺至八里庙间十余里。宽较前只有十至二三”,可见治理成果显著。为了尽快让黄河恢复河运,曾国荃先后修治了济宁至台庄三百余里河湖,积淤河段也得到一定效果疏通。
总的来说,结合曾国荃治河的史料与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一图,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曾国荃治河的这段历史,更加直观地了解铜瓦厢决口后,各河段的淤塞情况及采取的治理方法。
在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图中,同样描绘、记录了铜瓦厢决口情况的还有《铜瓦厢至海口新黄河河道堤工形势图》《新兰阳北岸铜瓦厢工酌放水戗形图》《兰阳北岸水势工程图》等。当我们结合史籍来回顾古人修治水利的措施时,这些古代水利图无疑能让我们更直观、真切地与古人对话,感知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