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中国水利工程图——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。说起这幅图，还有一段历史有待言说。

　　这幅图为彩绘纸本，图的方向以下为北，长71厘米，宽56厘米，主要描绘了黄河自兰仪县龙门口至东阿县大清河的这段流域。

　　图中标明了各段河道名称、流经建置以及堤坝名称，并附有黄色贴签记录各流段的阻塞情况、河堤长度等信息。如在十堡处附贴签记录汛东坝至新堰头的距离：“查南岸自兰阳汛东坝十堡起，至长垣境东王庄新堰头止，计程七十里零。连驻成堤工，共计长三百三十余里”。又如记录竹林附近串沟情况：“查竹林集北有串沟一道，宽百丈零，深四五尺”。此外，还描绘出姜庄至张秋镇的淤积情况，图中自姜庄至张秋镇以北，皆以深黄色设色，并注记“淤垫”二字。

　　从绘制内容上看，这幅图对于人们了解光绪初年治理黄河的历史、该河段的淤塞情况及治理成效，无疑具备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。

　　这幅图以黄缎面封，墨书“臣曾国荃恭呈御览”。是的，这是曾国荃当时为辅助河运治理而绘制的。

　　曾国荃，原名国莲，字子植，又字沅浦，号叔纯，湖南湘乡（今娄底市双峰县）人，湘军统帅曾国藩之胞弟，湘军著名将领之一。

　　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曾国荃任河东河道总督，主持黄河防汛事务。其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，在修筑堤坝、筹建经费、恢复河运、解决铜瓦厢决口等方面颇有建树。

　　明代设总督河道大臣于山东济宁来管理黄河与运河，有事则立无事则废，为非正式官员。清袭明代，设河道总督管理黄河、运河、永定河等河道，但此时随着江南漕粮需求量的增加，漕运的重要性也极大的提升，因此雍正年间分设江南河道总督、河东河道总督、直隶河道总督来管理各路河运，其中河东河道总督主要管理山东、河南黄运两河。其后，河东河道总督又分为正、副总河，分驻山东济宁与河南开封两处。清代中期，运河在漕运中的地位十分重要，济宁在当时为南北水运的要冲，是水陆交通交汇之处，这里的鲁运河也就成为运河治理的关键，因此，此处河道总督的职能便至关重要。

　　但到了清道光咸丰时期，太平军起义、外敌入侵等战事不断，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无力支持修治河运的经费，此时的河东河道总督也忙于军务而无暇整治河防。洋务运动之后，火车、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促进了中国交通的近代化，也暗示着运河漕运的落寞，与此同时，河道总督的职能更加微乎其微、形同虚设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，任职河东河道总督的乔松年甚至还提议撤除河东河道总督一职，但未被采纳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曾国荃于光绪元年担任河东河道总督一职，这也代表着，此时治理河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费问题。光绪中后期，漕米改折、运河无事，巡抚足以兼管运河之事；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朝廷便下旨裁撤东河总督。由此，河东河道总督一职彻底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。

　　通过河东河道总督这一职务的兴废过程，我们不难发现到曾国荃在任时所面临的外部危机。但同时，正如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一图所反映的，曾国荃还面临着治理铜瓦厢决口这一内部难题。

　　为解决修筑堤坝、疏通河道等工程的经费，曾国荃只能以上奏、书信的形式从其他各地官署筹集。如光绪元年八月四日，曾国荃上奏“吁恳”河南抚臣转饬藩司“再行设法筹拨银十二万九千两”，同年八月二十六日，又上奏请芦东、两淮的盐商筹款。同年十月，曾国荃上奏“值此经费支绌，焉能筹此巨款”，表明自己筹款困难，并且恳请皇帝“指明由山东、河南照厅拨款”。他就是这样一处一处地凑钱，寻求各方支援，实现了修堤等项目的开展。

　　在治河的过程中，正如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所反映的，曾国荃不单有明晰可行的治河计划，对于各河段的情况也都了然于胸。他亲自督工，“七月，奏伏汛期内南岸各厅抢修埽工，亲诣堤岸履堪，足资抵御”。光绪元年八月，万锦滩黄河陡涨，河水冲上北岸祥河及下北二厅丁段，在曾国荃的努力之下，“北岸新堤已达十里铺，自安山三里铺等四五支流均已无水，保运道五六十里，西坡涸出民地数千顷。南岸新堤亦接至十里铺，自侯家林以下四五支溜亦无水，涸出民地达二百里。现黄水穿运仅在十里铺至八里庙间十余里。宽较前只有十至二三”，可见治理成果显著。为了尽快让黄河恢复河运，曾国荃先后修治了济宁至台庄三百余里河湖，积淤河段也得到一定效果疏通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结合曾国荃治河的史料与《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》一图，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曾国荃治河的这段历史，更加直观地了解铜瓦厢决口后，各河段的淤塞情况及采取的治理方法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图中，同样描绘、记录了铜瓦厢决口情况的还有《铜瓦厢至海口新黄河河道堤工形势图》《新兰阳北岸铜瓦厢工酌放水戗形图》《兰阳北岸水势工程图》等。当我们结合史籍来回顾古人修治水利的措施时，这些古代水利图无疑能让我们更直观、真切地与古人对话，感知历史。